強硬的道光皇帝算筆賬后就慫了 致中國輸掉了上百年

綜合 2016-08-23 11:36 評論數:

強硬的道光皇帝算筆賬后就慫了 致中國輸掉了上百年

清政府對軍事并非不重視,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都拿去作了軍費,但這些錢還是太少了:按每年2000萬兩計算,平均到80萬人的頭上,人均只有25兩,勉強算個“人頭費”,要發展軍事科技、造船造炮、強化訓練,哪有財力去保障?道光皇帝算了一筆賬:繼續打不如賠款劃算,于是,《南京條約》打開了魔盒,中華民族從此開始在沉重的苦難中掙扎了一百年。

文|瞭望智庫特約歷史觀察員陳忠海

鴉片戰爭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從此,中國被捆進了長達百年的屈辱血淚史。追溯歷史就會發現,當時的中國還遠沒到全面失敗的程度——泱泱中華擁有廣袤的國土和世界上人數第一的常備軍,只不過在沿海一帶跟英軍的一支艦隊交了手,然而,一向痛恨洋人的道光皇帝為什么寧愿賠款割地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呢?

1、“小康熙”是個有本事的強硬派

道光皇帝給后世留下的印象貌似不太好:昏庸無能、出爾反爾,任用小人、迫害忠臣,開啟了喪權辱國的歷史……這些看法都不無道理,但卻不能全面反映出一個真實的道光皇帝。

愛新覺羅·旻寧(1782—1850),乾隆皇帝的孫子、嘉慶皇帝的次子,1820年繼位時38歲。此時,大清國已由盛轉衰。最突出的是,嘉慶皇帝單單為鎮壓一個白蓮教起義就花費了2億兩軍費,相當于朝廷5年多的財政收入。此外,漕運問題、八旗弊端以及西北回部動亂、官員貪腐等現象都日益嚴峻。一言以蔽之,道光皇帝接手的是個名副其實的爛攤子。

面對困局,道光皇帝頗有奮勵之志。登基后,他改組軍機處、整頓漕運和河防,頒布了許多制度嚴查貪污,并取締陳規陋習、強化吏治,同時修改鹽法、允許開礦,在節流的同時大力開源,朝廷的財政狀況有所改觀。其在位的第6年出兵西北,平定了回部張格爾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這些成績使道光皇帝獲得了“小康熙”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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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間,鴉片流入中國,嘉慶時已有泛濫之勢,道光皇帝對鴉片的社會和經濟危害有著比較清楚的認識。登基當年,道光皇帝接到廣東方面的報告,說查獲了澳門屯戶葉恒澍販賣鴉片,道光皇帝親自過問,下令斷絕澳門與黃埔間的交通。

當時,外商來中國只能在廣州做生意,而要到廣州,第一關是澳門,第二關是黃埔,斷絕二者之間的交通意味著廣州海關對外貿易的中斷,也意味著整個中國官方對外貿易的中斷。此次中斷長達2個月之久,葉恒澍一案最后得到徹查,負責對外貿易的廣州“十三行”受到嚴厲追究,朝廷重新頒布了禁煙諭旨,刑罰較前代大為升級:開煙館的將處以絞刑,販賣鴉片的判充軍,吸食鴉片的處以杖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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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道光皇帝又不斷頒布諭旨,大有將禁煙進行到底之勢:

第二年,嚴禁海上稽私的水師官兵私放鴉片船及偷漏銀兩;

第三年,頒布《失察鴉片煙條例》,重申偷漏賣放禁令;

第九年,頒布《查禁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章程》,命兩廣總督等妥議截禁鴉片來源及嚴禁洋錢流通章程;

第十年,頒布《查禁鴉片分銷章程》,命內閣通諭各地嚴禁內地種賣鴉片;

第十一年,頒布《嚴禁種賣鴉片章程》,命兩廣總督確查外船囤積私銷鴉片積弊并酌議杜絕辦法;

第十三年,命各省督撫嚴防外國船只侵入內地洋面;

第十四年,命閩浙總督等妥善斟酌肅清洋面之策。

2、不懼一戰,力排眾議也要禁煙

在派林則徐赴廣東禁煙之前,清政府內部進行過一次大討論,朝廷大員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嚴禁,手段要硬要狠;另一派主張馳禁,認為不能太極端,甚至認為可以通過鴉片貿易合法化來增加稅收。

兩種觀點激烈交鋒,道光皇帝曾把嚴禁派官員黃爵滋的奏折發往各省督撫及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讓他們發表意見,結果收到29條反饋意見,贊成嚴禁的僅有8條,而反對票達21條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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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道光皇帝仍然堅持采納了少數派的意見。林則徐去廣東前半個月里,道光召見他19次,商談禁煙事宜。正是由于九五之尊的大力支持,林則徐、鄧廷楨等人才得以用“雷霆霹靂”之手段在廣東等地查禁止鴉片。

1839年5月12日,林則徐領導的民間繳煙完成,拘捕吸毒者和煙販1600多人,收繳鴉片46.15萬兩、煙槍42741桿、煙鍋212口。5月18日,鴉片收繳全部完成,包括英國商人在內,共收繳各國商人的鴉片共計19187箱和2119袋,總重量237.6萬斤。林則徐奏請將這些鴉片運京,在北京銷毀,道光皇帝批準,但隨后有人建議,數百萬斤鴉片往北京運,耗費人力物力巨大且不安全,不如就地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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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道光皇帝給林則徐下詔,鴉片“毋庸解送來京”,改為就地銷毀,同時要求銷煙活動公開舉行,“俾沿海共見共聞,咸知震詟”。當虎門銷煙的情況傳到北京后,道光皇帝非常滿意,在詔書中指林則徐等人“為朕親信大臣”,進一步表明支持禁煙的態度。1839年8月30日是林則徐55歲生日,道光皇帝御筆題寫了“福”、“壽”二字賜給他,并題字“愿卿福壽日增,永為國家宣力”。

對于大手筆禁煙引爆戰爭的可能性,道光皇帝并非沒有想過,但他不怕。當時清政府上下對外部世界都所知甚少,許多大臣認為僅憑“天朝聲威”就可以“懾服夷人”,甚至誤傳“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有人提出“絕市閉關,爾各國生計從此休矣”,完全不把洋人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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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英國艦隊來襲。這支艦隊的主力是16艘主力戰艦、500多門艦載炮以及區區數千人的陸軍。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雙方共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戰役12次,清軍投入的總兵力超過10萬人,英軍最多時不過7000人。然而,英軍在北至天津、南到廣州的數千里海陸如入無人之境……

3、要銀子的奏報壓彎了道光的脊梁

戰后統計,清軍共戰死約3100人、傷約4000余人;英軍戰死71人、傷400余人,因疾病、食物中毒、船只傾覆等非戰斗死亡2000多人,戰斗死亡不足人員損耗總數的4%。

即便如此,中國方面的損失仍然是有限的。死傷合計不到萬人,對于80多萬常備軍來說,談不上重創,更何況還有4億多人口可以動員;并且,戰事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英軍的戰術基本是打了就走,除少數幾個地方外,并沒有占據中國多少領土。

對于一場國與國的全面較量來說,打到這種程度只能勉強算是個開頭。對英軍來說,雖然所向披靡,但區區不到萬人就想全面征服中國,無異于癡人說夢,估計他們也沒做過這種打算。

然而,道光皇帝繼續往下打的決心動搖了,因為他的日子很不好過——戰事一開,各地要錢的奏折如同雪片般飛向道光皇帝的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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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海戰役時,浙江方面提出從藩庫臨時支出10.5萬兩,不幾天又報告說這筆錢不夠用,要求將原本協濟云南和上解戶部的96.28萬兩截留作為臨時軍費,為了應急,朝廷只得批準。

英軍第2次炮擊廈門,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請從藩庫、監道庫中再撥銀15萬兩,朝廷詔準。琦善赴廣州主持軍政事務后,道光皇帝指示:“所有軍需,無論地丁關稅,準該大臣酌量動用,作正開銷,倘有不敷,迅即奏聞請旨。”琦善不客氣,立即回奏:“查得各庫貯堪以動用之款,現尚堪敷支,惟防夷久暫難以預料。”軍情緊急,道光皇帝下令戶部從廣東鄰近省份臨時撥銀300萬兩給廣東。

清朝軍費支出實行奏銷制,花錢先報計劃,批準后才能支用,這是平時的情況,緊急事態下要應急就得皇帝“特批”了,所以要錢的個個理直氣壯。然而,管錢的人卻如坐針氈。如果放在乾隆朝,有8000萬兩的庫存白銀在手,這個家誰來都好當,但現在朝廷財政僅能勉強維持,能做個“月光族”就算好的了,財政沒有余錢可支,如果按這樣的節奏花下去,問題就大了。

道光皇帝一開始對軍費奏請還比較大方,后來就不得不越來越摳門了。1841年3月,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奏:“敕部籌備銀300萬兩,內200萬兩迅速解閩以副支用,其余100萬兩容臣察看情形,如果必須應用,再行奏咨。”奏折先到戶部,戶部打了個對折,準備撥給150萬兩,呈請道光皇帝朱批時,又被刪去了50萬兩。1841年8月英軍攻陷廈門,福建方面急請撥款300萬兩,道光皇帝索性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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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清軍自知在海上打不過對手,于是改在重要江海要塞防守,由于不知道英國艦隊的進攻方向,只得處處設重兵死守,這樣人就不夠用了,只得從相鄰省份調兵。清軍平時的軍費只是人頭費和簡單的日常訓練費,卻不包括“開拔費”,按幾萬人調防去計劃,這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據《欽定戶部軍需則例》,軍隊移防需支付整裝銀、鹽菜口糧、車糧行船路費等,比如要調東三省滿營出征,軍官整裝銀就得按80兩至350兩的標準發放,士兵為30兩,鹽菜口糧銀的發放,滿州旗人士兵每月2.2兩,綠營士兵每月1.3兩。

4、算了算帳,賠款比打下去更“劃算”

不給錢還要人家上路,的確沒道理。道光皇帝還不算昏庸,沒有硬逼將士們餓著肚子去上陣,他的用兵方針是能不調動就不調動、能早些撤防就早些撤防。

1840年9月,英國艦隊從天津退往山東海面,道光皇帝趕緊命令沿海各省撤防,“以節糜費”,但3個月后廣東局勢再報危急,又只得下令增防。1841年7月,奕山在廣州謊稱取得勝利,道光皇帝沒有核實真偽,迫不急待地再次下令各省撤防,結果英軍隨后發起新一輪進攻,清軍來不及重新布防,吃了大虧。

撤了布、布了撤,純粹瞎折騰,貽誤了不少戰機,增加了不少傷亡。但說起來,還真不是道光皇帝指揮水平不行,而是經費問題困住了他的手腳。鴉片戰爭期間,經道光皇帝之手批出去的軍費超過2000萬兩,加上其它方面的投入清政府額外的軍費支出超過7000萬兩,據《清實錄》的記載,1842年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不過3714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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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道光皇帝最后選擇求和的原因,而英國人本來也沒打算就此占領或滅亡中國,所以也愿意接受。據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兩江總督伊里布的幕僚張喜在《撫夷日記》中說,英國人開始提出的賠款是3000萬銀元,經過討價還價最后確定為2100萬銀元,當時還沒有“袁大頭”,這時指的是西班牙銀元,每枚含銀約0.72克,2100萬銀元折合白銀約147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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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為打這場仗花了多少錢呢?1843年5月英國政府曾就在中國的戰爭花費問題接受過議會質詢,留下一份對華戰爭的帳單,根據這份帳單其總費用是421.5萬英鎊,按當時廣州海關貨幣兌換的行情,1中國海關兩約合6先令8便士,即1英鎊約等于3兩,英國遠征艦隊的軍費支出約1263萬兩。

從常識來說似乎有點兒不通:花1200多萬兩軍費去打仗,盡管打得很順手,但畢竟也損失了那么多人,只要求1400多萬兩的賠償,不符合“侵略邏輯”。后來八國聯軍侵華,法國只派了800人參加,付出微小的傷亡代價,不僅劫掠走大批寶藏財富,戰后還分了7000多萬兩賠款,俄國派了4000人,分去1.3億兩。

但這正是英國人的“高明”之處,他們知道道光皇帝此時最關心什么,如果賠款要得太多,道光皇帝不僅心疼而且又實在拿不出來,恐怕還要死戰下去。英國人有比錢更看中的東西,那就是香港的割讓以及通商口岸的擴大。

道光皇帝關心的英國人并不是最在意,英國人最想要的道光皇帝似乎也不太關心,所以《南京條約》就簽訂了。《南京條約》在清政府內部有個“萬年和約”的諢號,“拉勾、上吊,一萬年不許變”,道光皇帝希望這份條約能就此結束惡夢。然而,惡夢沒有結束,《南京條約》打開了一個魔盒,中華民族從此開始在沉重的苦難中掙扎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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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敗表現在軍事上,根源卻在財政上

檢討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有人說近代中國沒有走上工業化道路,軍備制造、軍事訓練與西方存在幾個世紀的差距,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道光皇帝戰略上的搖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回到體制和制度層面去反思,這場戰爭的失敗恐怕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比如說財政體制。

清朝建國200年來,財政收入大體維持在3000萬至4000萬的水平上,沒有大起也沒有大落,這種“超穩定”狀態與清朝財政收入結構有關。在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地丁、鹽課、關稅是主要項目,其中與土地相關的地丁一項通常占2/3左右。由于土地面積是相對穩定的,如果稅率沒有大的改變,這項收入自然相對穩定,這是以自然經濟為主導的農業國家財政的共同特點,不僅清朝,之前的歷代王朝也基本維持著這種狀況。

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作為是十分有限的,財政支出只能保障軍費、官俸、皇室支出以及賑濟等幾項,余地不大,遇到對內和對外戰爭只能采取臨時性加稅、捐納等手段予以籌辦。這種財政體制僅能維持一定的軍費與軍備,如果面臨嚴重的軍事威脅,這種慣性也難以迅速改變。

清政府對軍事并非不重視,每年財政收入的一半用都拿去作了軍費,但這些錢還是太少了:按每年2000萬兩計算,平均到80萬人的頭上,人均只有25兩,勉強算個“人頭費”,要發展軍事科技、造船造炮、強化訓練,哪有財力去保障?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政府是國家的管理形式和結構形式,政府除了保護人民安全、協調內部矛盾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力能保護國家的領土與主權。要履行好這些使命,政治、軍事、外交和法律的措施都必不可少,而財政通常也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財政不能僅以維持政府運轉為目的,它還有配置資源、調節分配、促進經濟發展的任務。

當英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業革命,對國家和政權有了新的認識時,而中國還處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所確立的封建統治框架之下,對付幾場農民起義還可以,去跟已完成近代化的西方國家打,沒有取勝的可能。

鴉片戰爭折射出來的工業制造能力、軍事實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國家治理體系的巨大差異才是要害,雙方的差異由表及里再由里及表,把各自的綜合實力早已框定在了不同的等量級上。地盤、人口、常備軍數量乃至所謂GDP最終誤導了決策者,使其沉迷于天朝迷夢之中,反而幫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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